来，甚好，看谁还说我们东林党不擅理财，不能治国，只会纸上谈兵。”

    刘国缙道：“日后辽饷开支浩繁，可能还要增赋，不过，那也是以后的事了，暂且这几年内，光是这收入也足够了。”

    这算预算案是天启二年，比起万历早年二百万左右的收入增长了六百余万一年，这其中最大的增收当然是田赋增收，然后就是杂项增收，也就是商税征收的力度和幅度都增大了很多。

    天启年间的征税力度确实很大，民间的压力也很大，这导致在崇祯早年时放缓征收，减免了不少赋税，后来成为东林党的罪状之一。

    其实从天启到崇祯年间，征收杂税和商税贴补国用是朝野的共识，魏忠贤没有后人说的那样有能耐和伟大，征税力度加大是东林党在天启四年之前就开始了，天启四年后魏忠贤维持了高额税赋的同时也加大了浪费，中枢开支巨大，光是修陵和给自己修生祠就浪费了太多钱财，到崇祯早期不得不减赋，但后来农民起义加女真两边夹击，崇祯不得已又多次加赋，不仅是田赋增加，其实商税杂项收入到崇祯四年和天启年间已经相差不多，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过明朝对地方的管控失调，关税收入始终有限，大量的好处落在勋贵太监和文官加富商手里，并没有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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