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年）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

    “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

    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普希金细读后，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

    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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