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迪很慎重地想了想，摇头道：“如果我们拥有德国那样的经济实力，或许还有可能，以爱尔兰目前的条件，能做的很少很少。”

    夏树不急于回答，而是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从书桌走到了放着大座钟的角落，在嘀嗒声中转过身对自己国务秘书说：“没错，我们几乎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要解决西班牙的困局，靠改革只有十分之一的成功机会，除非搞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清除这个国家的病灶，让它在废墟上重获新生。”

    听到“革命”这个字眼，奥-格雷迪的瞳孔骤然放大。惊恐，是这个时代许多欧洲人对革命概念的本能反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后革掉了两位君主的脑袋，十九世纪中叶那场席卷欧洲的革命更是影响深远，统治阶级自此视革命为可怕的瘟疫，并不遗余力地将革命描绘成为扰乱社会秩序、颠覆国家安定的魔鬼。

    对奥-格雷迪的反应，夏树并不感到惊讶，但这一情形还是引发了他的深层次思考。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这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爱尔兰的盖尔贵族失去统治地位已有三百多年，在英裔贵族占据政界、地方经济受“英国制造”垄断的大环境下，他们逐渐从政治、商贸、工业等领域退出，大多数成了依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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