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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