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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