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便需听天由命，甚至几为暴徒所害，国家也就手旁观，她还配称为基督教国家么”

    扬州教案发生的那年，1868年，正是中英天津条约的修约谈判陷入僵局、英国本土对华政策新旧交替有，此案之处理和结案方式的复杂而间接的国际因素。所以，有人抱怨“戴德生几乎引起中英战争”，不仅仅是战争那么简单，大概会损失条约的利益。

    强霖认为，这里的情况就说明欧美民间和议会是有影响力的。正义和价值观，始终在欧美民间能够发出声音。

    中国的国际传教士很少，慈善基金也是往里走。这个时期强霖知道的一个中国国际传教士是陆征祥，就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长。出国不归，留置在比利时，成了当地的传教士。

    中国这种基于价值观的声音太少，大部分是忠君爱国教育。当然，也不是官府的单方面的宣传。士族们也是希望能够聚集起忠于自己的力量，所以抑制"拜上帝教"成为共识。

    那么，就要树立敌人，日本人、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等等。英雄主义的内容就是谁做的狠而已。但无奈英雄总是先死，所以，敢死就成为一种精神。

    弱化这种精神，讲究博爱一些，是否会成为待宰的羔羊。强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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