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理论。江绍原自己也承认“西洋的人文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著作，的确值得我们研读：里面的多方面的材料，在在可以引起我们研究本国礼俗迷信的兴趣，并使我们对于它们的了解力，多少能有所增加。”他在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的序言中也说：“今日执笔为序，忽想起弗雷泽的名著金枝；翻开周作人先生年前赠我的节本一看，知所料果然不错；把他的自序头几句抄出而改易若干字，拙著之研究题、范围、和生长经过，便可以都叙明了。”

    尽管如此，江绍原的迷信研究，却以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挖掘，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其著述所用材料大都来自国内的典籍文献、当时报刊的信息、民间流传的俗信和广泛向群众征集的材料。其著述以材料丰富翔实见长。如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书后注释的材料，就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在书的序言部分还补充了书稿写成后新搜集到的材料。仅材料部分，江绍原的论著就功不可没。正如弗雷泽曾经指出的那样：“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和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注：转引自刘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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