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120万张，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以及其他杂项。

    实际运往京城的白银，才区区二三百万两，大明户部和大明皇帝居然为了这二三百万两银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开交。

    到了崇祯年间，有北方官员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诉崇祯，要重新再加苏松的赋税。而“苏松重赋”是晚明人们的共识，江南的官员要求大明内阁减免钱粮的正当理由，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府继续加重田赋的禁区。

    一旦崇祯皇帝欲在这一地区增加税收，“苏松重赋”便成为反对加派的正当理由。更何况，尽管晚明时期朝野党派林立，但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五年，内阁成员共37人，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占总人数的70.2%。同一期间的内阁首辅，几乎清一色为江南人，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边倒”的地域构成，导致了江南人掌握决策权、话语权。

    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拟旨下刑部提问，并且提出：“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