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爵、钱士升所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代表着江南士大夫的一贯态度：一旦损害到江南地区经济利益时，即群起反对。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护江南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显然不顾全局利益。

    而大明内阁反过来逼着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税之外再征收杂税。比如和辽东后金打仗，就征辽饷，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就收剿饷，要练兵，就收练饷。大明内阁的官员们对老百姓讲，我没有随意提高税率啊！我只是为了渡过眼前难关暂时性的多收一点钱罢了，当然，至于“暂时”到什么时候，那就另说了。当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着鼻子稀里糊涂的认下了。

    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明代末期为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在田赋之上另加三饷，称三饷加派或额外提编。三饷最早始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则起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辽饷加派。规定全国田地每亩加征辽饷5厘，前后三次，每亩计加征9厘。崇祯时又有助饷（每亩田赋银1两加征1钱）、均输（每亩田加征1分4厘）、剿饷（每亩田加6分，专为镇压农民起义用）、练饷（每亩田加征银1分，全国要加足734万两）。其中以辽饷、剿饷、练饷三项为主要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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