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刑事专家把个人报复行为视为一种宗教上的原始主义或者野蛮的标志；启蒙观点的代表人物布伦蒂埃在1910年著述的《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的评论》中写道：“拒绝法律是回归原始，是向动物的倒退。”

    向权威部门申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伊薇斯和尼科尔？卡斯坦研究了郎格多克人在现代初期是如何走进法院的。阿尔勒？法格和米歇尔？福考特已经弄清楚了法国家庭在遇到内部威胁的时候是如何使用密信和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9世纪，这些行为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人们开始求助于教养院（年轻人被他们的家庭送到这里接受教育），而根据1838年的法律，可以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监禁。

    虽然被遣送至教养院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1869年颁布了1527条监禁令），1846年到1913年间大约只有74090名年轻人，但这些机构在塞纳地区（包括巴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颁布的监禁令占到了1840年至1868年间颁布的所有监禁令的75％，而在1896年至1913年，这个比率达到了62％。起初，教养院基本上是专门为上层社会富有家庭设置的，但是后来也向穷人开放了，尤其在1885年颁布了免除贫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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