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假定某个分析者1不重视患者个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是仅仅从他当前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去寻找神经病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将忽视对童年期的分析；他必将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势必凭借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种特殊的生活目标，来弥补缺少患者童年期种种经历这种遗漏。

    对此我们则将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学派，不过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或者，其他某人2可能主张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播下了后来所有精神障碍的种子。

    因此，在他看来，仅仅分析这种单一影响的重要性，并向病人断言三四个月的疗程就能获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这两个实例产生于正好相反对立的两个前提。这些“脱离主义运动”的共有特点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课题

    1这里暗指荣格（carlgusljung，1875—1961，瑞士精神分析者，原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信徒，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中译注）。——英译注。

    2此处指兰克。——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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