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让茶水晾凉。

    “那个时候结婚，是不是可以生几个孩子呀？”我的口气好像我们是两代人似的。

    “不，不行。我儿子是1982年出生的，1980年就搞计划生育了，湖南这档子的事抓得特别紧。”

    “你没赶上喽。”我有点幸灾乐祸。

    “我儿子十岁前，我基本上没管过他。我研究生毕业后，每年的寒暑假把他们娘俩接过来住上两三个月，但还是聚少离多，直到1992年他妈调过来，他才跟了过来。他跟我就是不亲。假如我有两三个这样的孩子，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说起他儿子，看得出他很内疚。

    “你一工作就在咱们行吗？”我换了个话题，免得他为孩子的事自责自己。

    “要那样就好了。考研是为改行，结果苦读三年又做回了教书匠，留校当老师。”他停了停后，说，“这就是命。”

    “我原本不信命，听你这么说，现在我倒有点儿信了。”我讨好他说。

    他冷笑了一下，像是告诉我，你的用意我明白。

    见他没再往下讲，我又问他：“你一个金融学院的老师，怎么就做了行长呢？”

    “说来也是命。1988年我们给人行搞课题，结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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