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说：“不能再打了，踩她的肺。”四个行刑队员面面相觑，站着没动。队长走过来问，副枪手是谁？陆炜说我是，队长挥挥手，你去。

    陆炜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穿着迷彩鞋的脚踏在那个女人的胸口上，血迅速浸没了鞋帮。

    陆炜脱掉脚上的迷彩鞋。每次执行完任务，公安系统的领导会请行刑队员们吃一次饭，算是庆功宴。上桌前，陆炜又摘掉了握枪的白手套，洗了很长时间的手，还是觉得没洗干净。桌上的行刑队员没有人吃得下饭。

    陆炜记得那天饭后有月饼，因为，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那天回到驻地，陆炜开始发高烧。他躺在床上，紧紧地贴着墙，冰凉坚实的墙让他觉得踏实。他在床上翻身，又翻身，戴上耳机，打开从北京带来的收音机，听那档专门放流行歌曲的叫“红茶馆”的节目。

    歌都是广东话的，懵懂之中他好像听懂了，又好像还是没听懂。陆炜的生日在年底，其实此时他还没满十八岁。他将身体牢牢地贴在墙上。

    早晨四点钟是行刑日起床的时间。行刑日之后第二天的这个时刻，高烧中的陆炜惊醒，他仿佛又听见了指导员的声音。“这是命令！咱们这是替天行道！你不应该有负罪感。”指导员三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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