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地址和打哪儿走这些普通的问题以后，就离开了。

    除了因跟丈夫萨茨维列科夫离别而引起的痛苦以外。还有一桩沉重的心事使她苦恼。格瑞丝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她明白了，她已经两天没工作了，而她是不习惯空闲的，因此觉得很苦恼。

    在等候开往日本医疗营的顺路马车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俄军士兵在路上行走，就叫住了他：“这位先生，您怎么啦？是不是受了伤？”

    “不，”那个俄罗斯士兵不乐意地回答道：“只是脓疮而已。”

    “疥疮。”格瑞丝纠正道。

    绷带松脱了，格瑞丝——不是没有困难地——说服了这个士兵，让她把他头上的绷带重新包扎过。不用说，她包扎起来又快又敏捷，这个士兵不由得变得温和些了。…

    他们一同坐进了一辆马车，格瑞丝没有感觉到是走了一段路程。她给她的旅伴讲述了许多医药知识，问起了他的家庭和故乡。当这个士兵讲到伤心的事情——他的兄弟去世或儿子患病——的时候，她就伤心地摇头、不住地叹息。当他讲到愉快的事情——目前在白海捕获了大量的鱼，或者他的儿子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她就微笑、快乐地点头，并且追问：“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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