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样吗？这真是太好了！”

    原来他是白海沿岸的北方人，说一口奇怪的沿海土语，引起了旅伴们的注意。

    两天后，格瑞丝得到了调往另一支部队的医疗营去工作的调令。她立刻就动身上那儿去了。

    很可惜，那个白海沿岸的人已经不跟她同路了，他循着他自己的前线道路不知往何处去了。格瑞丝的新旅伴是一个年轻的俄军中尉，脸上包扎着绷带。他时时用手按着脸，悲伤地低声咒骂着。

    格瑞丝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一瓶酒精，浸湿了棉花，塞在中尉的病牙上。她甚至给他饮了少许酒精。同时她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说，她自己常常牙痛——这不是实话，在她看来，世界上没有比牙痛更难受的事情。

    中尉喝了一些酒精后，同车的士兵们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把自己的病痛告诉富于同情心的格瑞丝，偶尔谈谈关于自己牙痛的会议，都是自己的义务。

    “不过在生育的时候，疼痛更厉害，”格瑞丝说道，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育过，“当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女人家的痛苦，既不能拒绝呵，又不能躲避它，生了孩子而后来又去埋葬他们。”

    她自己的话使她很激动，她想起了她的萨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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