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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抑或不幸 咸丰朝的历史悖论

世纪的传统数术。两汉的《周易》纬书,不是说每个新朝都必遭“百六阳九”的厄运吗?就是说,每个新王朝,每逢建国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类似厄运九次,而据相传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传统解释,又说其卦(离下坤上)表征“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既然咸丰帝实际在位十一年半,却屡遭患难,那么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应说颇近历史实相:“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纪的作者,接着“评价”这个皇帝,说他在倒霉的处境中,“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末二语很有趣,意谓假如咸丰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个人**能延续,那么“后来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出现,大清帝国说不定将绵历百世。

    历史从来拒绝假设。事实是咸丰帝的“庙算”,不仅着着失灵,连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归的亡命徒。他除了众多妃嫔,还有从民间私纳的曹寡妇之类,却只同一个宫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远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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