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侥幸，参加完洛阳军事会议后，跟随蒋委员长一同到西安的何应钦，因为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于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乘坐飞机返回南京，同机的还有军统局局长戴笠戴老板。

    由此而躲过一劫，其他的军政大员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何应钦似乎未卜先知，因为他离开西安的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

    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以及后世的史学家也颇为疑惑，民间流传这各种版本，但归根结底给出的结论，只能用侥幸两个字来形容。

    “现在，西安情况不明，因事发突然，变故骤起，委员长及各位长官，均已成张杨二人之人质，现多方协商，寻求一个稳妥之办法，一切以保护委员长之人身安全为第一要务。”

    实际上，把蒋委员长拘禁后，下一步该如何走，究竟要怎么做？张杨二位并非成竹在胸，对西安下一步的具体方向，还很模糊。

    十二月十一日夜晚，张学良宣布“兵谏”行动计划时，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就问过他，把蒋某人抓起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学良的答复是，先抓起来再说，只有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至于答应到什么程度，心里着实没有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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