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的上海，是一個喧鬧的城市，即使是在這肅殺的年代。街邊小攤上的生煎饅頭、荳漿油條蒸騰出噴香的熱氣，弄堂口娘姨們洗刷馬桶帶着腥臊的聒噪，小菜場裡此起彼伏的叫賣和爭吵，即便是收音機裡廣播員神經質的刺耳語調和街頭高音喇叭裡高揚亢奮的豪邁歌唱，也無法切斷這個城市生計的活絡，也無法滅絕平常人過日子的生機，尤其是在這個極具世俗又滿懷經營的城市裡。但這畢竟是個肅殺的年代，喧鬧背後掩飾不住袖筒裡匕首的狡黠和告密者陰影中鐵釘的目光。

    從老舊的鐵閘電梯裡出來，他刻意緩步地穿過錦江飯店貴賓樓深暗的前廳，欣赏着大堂里古旧的吊灯和青铜装饰，追憶起四年前陪護前民國代總統在此落腳的情形。那輝煌的場面世界矚目，作為幕前主角的前代總統領盡風騷，但只有為數極少的人知道，他是那次行動的關鍵人物之一，在事後還獲國家最高領導的嘉獎，背後卻被同事們調侃為“押解戰犯歸案“。步出飯店青灰色的大門，深吸一口清寒的晨光，他坐上早已停在門口的黑色吉姆轎車，駛離這個已經改名為“東方紅飯店”的像只展翅大鳥的十八層高樓，沿著舊時的霞飛路一直開去，再轉入西藏路。當車駛到大馬路，這個南京路昔日的尊號，他讓司機停車，他要自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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