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利益的丰富，精神上同样受益非浅，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谋略上他都深深服膺于何峰、秦时竹等人的筹划，在他们身上，他仿佛看见了中国未来的希望，隐隐升腾起救中国之路唯有照此的念头。年底之时，借着奉天巡防唐绍仪访美的机会，秦时竹帮他疏通关节，促成了他儿子禹奋进去美国留学。再早些时候，侄儿禹清明已被何峰安排去德国留学了。禹子骧虽然对弟弟很多洋做派还不太习惯，但是将子弟送出去放洋他是举双手赞同的。当然，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弟弟绝口不提去日本留学，而非要送到德国与美国这样差异更大、路途更远的国家。

    对于个中缘由，禹子谟是无法解释的——日本革命党力量很强，他担心这两个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人会经不起那种炽热与爆发。他并不是不赞同革命，而是认为在现在的中国更需要能脚踏实地办实业的人物，禹家的子侄都很老实、本分，不太像能是搞政治的人物，做学问或者搞实业倒更契合一些。再说，经历过“非常国会”的风风雨雨，禹子谟已经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高呼两句口号，弄点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并不困难，但要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与衰败，只有热情与口号是不够的。在走出国门去见世面的两位子侄身上，无不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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