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父辈殷切的期望。

    留守身边的便只有年龄尚小的陈若愚，一直将其视为几出的禹子谟将其送到奉天新学堂读书。小家伙虽然起先吵吵闹闹不乐意，但读了几天后就喜欢上了那里，还一口一个黄先生（黄炎培）怎么说，由于天资聪颖、基础扎实，直接就读了中学堂二年级，同学都要比他大个两三岁。子女纷纷离家，读书的读书，嫁人的嫁人使得禹子谟兄弟有时不免感觉一丝寂寞，但更多的时候体会到了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充实。

    虽然众人极力保持低调，但弓长岭方面的钢铁成就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在1905年年末日本和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时，虽然奉天交涉司韩国钧极力反对，但仍然不能阻止日本大仓组获得本溪湖一带煤、铁矿山的开办权力，虽然标榜中日合办，但合办只是一个幌子，几乎便等于日本独占。

    经过这一事情的刺激，韩国均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一方面极力劝说沈麒昌、秦时竹等人赴辽阳圈地，“固保国权”，另一方面向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建言，要求迅速将弓长岭矿区划归辽阳实业，“以阻彼（指日本方面）贪烦之求……”徐世昌之所以做出大笔划拨官地的决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的经济利益，另一面也有包含抵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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