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么，惹了众怒，于是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等与之辨难，而范升这边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群起而辨之。一直到“日中乃罢”。大概是因为这次廷辨没个结果，于是范升回家了想了想，把思路理清了，然后就上了一封奏书，继续辨难，反正不把古文学派打倒绝不罢休。

    范升的文章大概就几点意思，一是已立于学官者为正统，费、左之流是异端，要是立异端，风气一开，后面就不好控制了，将失道又失人；二是从源头上看，费、左之学渊源不明，传承又无师法，这二者是否有价值？很值得怀疑；三是从现实角度看，应该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教化民众，立新学非政急务，一搞不好可能便会引发天下混乱，天子你刚得天下，草创之初，要小心；四是从学理的角度看，儒道两家都主张学贵简约，对末学异端之流，应该弃绝。

    范升的一、三、四点其实都是小事，最厉害的在于第二点。古文派大概也明白这把刀子的厉害，于是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而应对范升；范升又死死抓住“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范升学问高升，又有备而来，结果辨得朝堂诸儒博士一败涂地。结果惹恼了一个人。

    当时隐居民间的处士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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