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高中时，弟弟涂奔刚好小学毕业升往初中。那时还实行着年义务教育收费制度，而且学杂费颇高，一个学期六百五十大洋，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还得另算。粗估一下，弟弟一年的花销大概需要烧掉四千大洋，再加上我新上高中后更贵的学习生活成本，这对处于刚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后国内经济下行大背景的江汉农村普通家庭来说，自然是一笔不菲负担。所以，弟弟来长沙虽于我是天大的喜讯，但对妈而言，高兴之外则是更大、更急迫的压力接踵而至。

    涂奔果然是跟着姨父来长沙的。那天下午看完《红与黑》回来，刚进门就撞见一个圆圆的小脑袋在饭碗里扑腾着。记忆中弟弟小时候的相貌是超可爱型的——黝黑直立的寸短平头，浓郁的剑眉下镶嵌着两颗黑葡萄，高挺的鼻梁，一张嬉皮的稍厚唇边的嘴巴，硕大的耳垂安放在滚圆的脸蛋两旁，一双与年龄不相称的大手脚。长久以来每每看到弟弟，我内心就油然生起一股对老天爷的“愤愤不平”：同是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凭什么弟弟就长得棱角分明，而我却渐渐模糊不清？与我所素来沉默寡言的形象不同，弟弟是全家人的一颗开心果，是父母兄妹间的一座桥梁。爸妈吵架时，他的插科打诨可以防止“战争”的扩大化；我和妹妹闹别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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