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更从此开始。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和“永乐时代”的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比如造宝船下西洋；修建武当山“道教祖庭”；征服东北与西南；编修《永乐大典》；4次南征安南（越南）且每次动兵30万；5次发兵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没有雄厚的财力，根本就玩不转！
    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全武功”的朝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足以招致国库空虚和苛捐杂税丛生，使得百姓负担激增，以至于变乱四起，天下动荡了。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逐一完成。
    再算上修建北方“边墙”即“万里长城”，则更是一笔巨大开销，个中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居然将明朝“大账房”夏元吉与西汉“大司农”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其实，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在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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