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要求对苏轼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又有苏轼好友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送信苏辙，才派人去了湖州告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日：‘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苏轼知悉后，恐逃不过劫，马上就找了家人，更是和王闰之交代了一些后事，苏家人当时处于非常惊恐的状态中——“老幼几怖死”，情急之下将招致灾祸的诗书“悉取烧之”。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皇甫遵到湖州之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方才出之。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