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错了路，后世为其影响的学者也跟着走上歪路，将格物致知的解释发展成‘穷
    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往‘良知’、‘天理’这种道德层面上去了。完全
    偏离了皇帝所认为的主旨，也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知识分子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大学》中所言‘物格而后知至’，是先有物，后有知。而郑君却将‘致知’置于
    ‘格物’之前，说成了先有知，后有物，这岂非是因果颠倒、有悖于经义？”皇帝直
    言不讳的指出郑玄的错误，断然说道“是故郑君所言，在这里是错的。”
    错的？
    郑玄乃当世数一数二的大儒，治学严谨、博学多才，不仅学贯古今经学，而且
    还融会贯通，隐然有自成一派宗师的趋势，天下绝大多数士子，无不将其在经书上
    的所注所解奉为圭臬。可这样一个硕儒对《礼记·大学》的解释，居然直接被皇帝认
    定为是错的。
    如果在场有郑氏门生，即便对方是皇帝，也得跳起来跟抗辩维护几句。
    然而此时在场的并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众人都被皇帝的那番话陷入到深深的思索中去了，刘琬等人尚且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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