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华夏就没有财政预算萌芽，预算与财政活动是分不开的，有财政就会有预算。
    中国的财政预算萌芽于远古的周代，这时的“九赋九式”制度已经具有了财政预算的色彩。当时规定：来自城郭的税收用于宾客（外交）支出，来自百里之外的四郊之赋用于刍秣（草料）支出，来自200里的税收用于工事（工程）支出，来自300里的税收用于匪颁支出，来自400里的税收用于币帛（铸币）支出，来自500里的税收用于祭祀支出，来自关市的税收用于膳服支出，来自山泽的税收用于丧纪支出，来自币余的税收用于赏赐支出。“九赋”均属财政经常性收入，前六项带有受益税的田赋性质，后三项是带有工商税性质的物产税，掌管财政的太府根据“九式”安排支出，并做到专款专用，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预算格式。
    秦汉时期以后，预算制度已经成为雏形。汉成帝时责怪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这说明汉代各种支出都是有预算的，由于翟方进没有很好的执行预算，从而造成“用度不足”。唐初预算已有了明确具体的制度。唐代预算一年一造，即“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领”。此时的预算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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