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鹤书
    （写在前面的话）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首先要就最近我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胡婷教授之间的小小误会做一个澄清。胡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唐史专家，也是难得一见的有学术机构背景的“白衫郎案”民间研究者。在现如今的“白衫郎案”研究界（以下简称“白学”界），如果要找一个最重量级的权威，我认为非胡教授莫属。我在撰写《铁鹤书》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构思直接脱胎于她的研究成果。她对于“白衫郎案”的贡献，可以说在近现代无人能及。胡教授能够前来主持山西临汾县唐代大墓的发掘工作，是所有“白学”迷都乐观其成的事，笔者则更是举双手支持。笔者于上月十二号更新的个人博并没有贬损乃至奚落胡教授的意思，不想却遭到了好事宵小的搬弄。那些别有用心之徒对于那篇博的内容断章取义，颠倒是非，让我实在是感到既愤怒又无奈。在那篇博中，笔者只是认为，鉴于当下一切线索仍不明朗的情况，对于临汾大墓的一系列猜测都有些过于乐观了，其原因，我已经在《铁鹤书》第二章的开头详细分析过。很多“白学”研究者都很乐意把国内对于“白衫郎案”的研究同西方的“开膛手学”相提并论，当然，他们的初衷我可以理解，但是，和时下已经风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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