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做了细化和增加，并加重了对“投献”的处罚力度。
    随着新的《问刑条例》的制定，先前的条例就已经失去效力。
    嘉靖《问刑条例》与弘治《问刑条例》没有区别，而万历《问刑条例》有所微调
    “一、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若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及各寺观，坟山地归同宗亲属，各管业其受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山东、河南、北直隶各处空闲地土，祖宗朝俱听民尽力开种，永不起科，若有占夺投献者，悉照前例问发。”
    值得一提的是，对“投献”的严厉处罚并非仅仅停留在制度规定层面，而且确实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
    当时不少大臣都上疏要求严惩，在《明史》中有不少记载，如
    《明史》卷180《李森列传》……森疏陈十事。未几，以贵幸侵夺民产，率诸给事言“昔奉先帝救，皇亲强占军民田者，罪毋赦，投献者戍边。一时贵戚莫敢犯。……”帝善其言而已，赐者仍不问。
    《明史》卷178《朱英列传》“……疏陈八事……镇守中官、武将不得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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