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他认为之所以要上溯到“宣德、景泰”，是因为“天顺六年奏准召民开垦无主荒田以补粮差”，而嘉庆《松江府志》印证了此说的可信。那么天顺六年的诏令又怎能适用于宣德、景泰年间呢？俞显卿语焉不详，但在《明宣宗实录》中有一些线索
    （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直隶苏州府知府况钟言近奉诏书“官民田地有荒芜者召人佃种，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勘实除豁租额。”
    臣勘得昆山等县，民以死徒，从军除籍者三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户，所遣官田召人佃种，应准民田科者二千九百八十二顷。其间应减秋粮一十四万九千五百一四石，已口申达户部未奉处分。况官田有没入海者，粮额尚在，乞皆如诏书除豁。
    （宣德七年六月）乙已敦谕行在六部都察院曰朕为天下主，惟欲天下之人皆安生乐业，故选贤任能，命之绥抚。又数颁玺书覃布宽恤。
    盖惓捐以求民安，向为所任不得其人，百姓艰难略不衿念，生事征敛，虐害百端，致其逃徒，弃离乡土，栖栖无依。朕甚悯之，已专遣人招抚复业，优免差役一年。
    今闻得诸司官吏仍有不体朕恤民之心，恣意擅为复业之民，来归未久居庐舍，耕无谷种，逼其补纳通租，赔偿倒死孳死马骡牛羊，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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