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地区的巨额逋赋，保证对国家财政的有效供应，而督粮期间更实现了对江南财赋的全面整顿。总体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落实宣、正年间的江南减赋。
    2，促进田赋改折。
    3，配合漕运制度改革，创立论粮加耗的“平米法”（也叫“牵耗法”）。
    4，建立济农仓制度。
    如果说，前两条是对明前期逋赋的前提——“重赋”的直接缓解，那么后两条，则是着力于提高江南地区的赋税征解偿付能力。
    据周忱自称“直隶苏松常州各府，税粮繁重，自永乐初年至宣德七年以前，并无一年纳完者。臣受命以来，夙夜恐惧，是以不避嫌疑，违越常例，令各府县于水次置立仓场，将一应税粮连其食用船钱加耗米俱收于内，见数拨运，积有余剩，付有司赈济贫民，及买办军需公用，近八九年间，方得总足”。（《明英宗实录》卷116）
    随着这些措施的顺利推行，从宣德七年以后，永乐以来日益严重的江南逋赋终于得到控制。
    “自宣德八年为始，至正统十四年止，通计一十七年，每年完过正粮四百余万，皆有通关销缴。苏州一府，未立法之先，每年欠粮一百余万，皆幸蠲免。既立法之后，每年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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