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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到了顺帝时，政府又收回了刑部有限的对蒙古、色目人的司法权，归宗正府管理。
    同时，《元史·刑法志》规定“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在中央大宗正府长从一品银印，较刑部尚书为高，又由蒙古诸王充任，蒙古贵族掌握了狱政大权。
    地方上，路、府、州、县各设有蒙古管事官达鲁花赤一人，其权利凌驾于地方长官之上，也可以直接鞠勘罪囚，从而表明不少地方的司法权实际操纵在蒙古官之手。
    用蒙古人断蒙古人的罪，结果不是官官相护，就是蒙古人袒护蒙古人。给蒙古、怯薛军、色目人等带来了特权及方便，不仅一般案犯享受“有罪部判”，或者“轻判”的特权，即使狱中重囚也往往享有特殊优待。
    具体程序是各省（腹里各路）重大案件上报中央，犯人是蒙古人的，送大宗正府审核；犯人是南人的，送中书省刑部审核；至于汉人案件，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处理，有时送大宗正府，有时送中书刑部。色目人大多按所在地区或送呈大宗正府，或送中书刑部。
    二、不平等还体现在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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