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商之不收”是主要原因，场商以盐少之日收盐，旺日不收以达到压低场价的目的，以从中获利。
    上述盐商专收情况，不仅导致灶户的贫困，也是私盐产生的原因，如清人王赠芳称灶户煎盐，总期各商收买，以资糊口。今则商办日乏，每至旺煎之时，商不收盐。加以商之于灶，大桶重斤，多方取赢，又复勒令短价，拖欠不清。于是灶户之盐，不乐售于商，而售于私。”（《皇朝经世文编》）
    陶澍认为:私枭所贩之盐，即系场灶所产之盐。如果商人能收买余盐，何致有私盐可贩只因商不能收，而灶户穷困，偶有透漏，以资朝夕，遂致辗转负载，积少成多，而无资本无身家之匪徒聚而成枭。”（《陶澍集》）
    总之，盐商的专收特权是清政府给予的，有了这样的后盾，盐商可以任意的剥削灶户，在盐商暴利之后，则是灶户常年暴露于盐场，饱受各种辛苦之境况，且“赢利甚少，不得养赡”。在官商的逼迫下不得不铤而走险，以透私而求生存。这种情况，即使在陶澍改革后也未发生改变。
    如光绪二年六月，前江西粮道段起等奏“……桶不画一，不特煎丁之苦乐不均，且盐数之盈绌无定。各场样桶向以二百斤为准。近来各场灶户，纷纷以大桶为词。同治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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