隙，他施加于毛文龙的十二斩罪有些罪状罪不至死，有些则根本称不上罪状，这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袁崇焕杀帅理由是不充分的，属于公报私仇。
    而且，更令他们惊骇的是，袁崇焕没有事先请旨，也没有绑献朝廷处置，而是擅作威福，越权逾制，私下定计诱杀毛文龙，这种做法是破坏朝廷决策、执法程序的始作俑者，日后如果有人效尤，那么朝廷纲纪必然大乱。
    即使是受毛文龙侵害的朝鲜人对袁崇焕的擅杀大帅也颇有微词，如崇祯二年七月，鲜王说“以堂堂中国，诛杀一将，有何难事，至于行计招往，密谋诛之耶”
    九月，朝鲜文科初试以“拟皇朝督师袁崇焕谢，不治擅诛毛文龙之罪，仍赐奖誉”为题，这样的出题如朝鲜人说“藩邦陪臣，乃举经略姓名，以擅诛等语，出题于科场，传播远迩，经略闻之，其心安乎”
    正因如此，斩杀毛文龙一事，使袁崇焕蒙上了擅杀大帅的过错，袁崇焕也为自己的做法深感不安。
    他屡屡强调自己是为复辽和军纪而斩杀毛文龙，并宣誓将践行五年复辽来赎洗自己的越权之过
    “然皇上宽职，职终不敢自宽也。专诛何事，而自职开之，万一后又矫命雄行，以不利疆场者，将以职为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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